郑晓龙翻拍剧版红高粱
9月26日，由郑晓龙任总导演，周迅、朱亚文等主演的剧版《红高粱》，在山东高密开机，导演郑晓龙接受了媒体的采访。谈及此前《人民日报》批判《甄嬛传》不如《大长今》价值观正确的评论，郑晓龙首度开腔做出回应，称脱离时代背景批甄嬛不讲理，没有真正是非的评论自觉很无聊很恶心。谈及选角的问题，郑晓龙力挺周迅，称她不按常理出牌的表演和角色很契合，而饰演余占鳌的朱亚文开始曾让自己有些犹豫，试戏后才发现他的表演很有张力。郑晓龙坦言，现在自己最大的问题是边拍戏边改剧本，而原著中的情欲血腥场面都会控制在一定的尺度之内。
回应《人民日报》价值观批判
脱离背景批甄嬛不讲理
没有是非的评论很恶心
此前《人民日报》曾撰写评论文章，称相比于《甄嬛传》，韩剧《大长今》的价值观更正确。该评论指出，《甄嬛传》阐述的宫斗“真理”是：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，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而《大长今》则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恶势力，而是坚持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，贯穿着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。
该评论发出后曾引起不小的反响，但导演郑晓龙并未公开发声。当日谈及此事，郑晓龙显得有些气愤，直斥脱离时代背景批判《甄嬛传》，是非常不讲理的做法，“《大长今》是什么标准吗?拿《大长今》做对比，说我们把人教坏了，中国四大名著《红楼梦》教什么，《红楼梦》里有几个人有好下场，宝黛爱情能成功吗?《三国演义》讲的都是阴谋诡计，教人的也都是阴谋诡计;《水浒传》动不动就造反，宣扬暴力文化;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动不动就打到天上去了，不像话……大长今遇到不公平的事，忍辱负重，把这个世界好像变得精彩起来，封建社会如果这样就能精彩，为什么还要用暴力推翻封建社会呢，脱离了时代背景批判《甄嬛传》，是非常不讲理的。”
虽然对于此类评论，郑晓龙显得无法理解，甚至有点义愤填膺，但他回过头来想想又有些“洋洋得意”，“一个《甄嬛传》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还在讨论。曾经有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晓龙你太厉害了，都学会反向宣传了，其实我一点这个念头都没有。”郑晓龙对自己的作品不无骄傲地说：“现在电视剧无论从价值观还是制作，都拿《甄嬛传》来说事，为什么，因为你火嘛!”说完又回到《人民日报》的评论上来，“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是非，没有真正的标准，对于没有真正是非的评论，我觉得很无聊，同时也觉得恶心。”
谈《红高粱》选角
周迅表演不按常理出牌
选朱亚文时曾有些犹豫
电影版《红高粱》中，巩俐演的九儿身上充溢着原始的生命力，和生命躁动的欲望，姜文演的余占鳌则兼具匪气和霸气，成为经典的人物形象。不过，剧版中饰演九儿的周迅和饰演余占鳌的朱亚文，却和观众既定印象中的人物有一定的差异，小家碧玉的江南女孩周迅会不会灵气有余野性不足?朱亚文会不会太过阴柔?面对外界对于选角的质疑，郑晓龙给出了自己的解释。
“我拍《北京人在纽约》时，有人说姜文哪像个知识分子，哪像个音乐家，这是把演员完全类型化了。其实完全不是，南方人就没有粗胳膊大腿的吗，北方人就没有纤细的吗，演戏更主要是气质和性格上的表现，周迅演九儿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就好像姜文演音乐家一样。在我心目中，周迅的表演跟九儿特别像，都是不按常理出牌。”
相比于周迅版九儿的十分确定，郑晓龙自言开始对朱亚文饰演余占鳌有些犹豫，“有人说他表演比较温，我特地让他来试镜，不是一次，后来发现他一点都不温，很有张力和爆发力，必须得有这么一些霸气和匪气，周迅也对他的表演也很肯定，他们配合得非常好。”
《红高粱》杂谈
最大问题是边拍边改剧本
血腥激情粗口戏控制尺度
在当日的采访中，郑晓龙多次提及该剧筹备时间的仓促，称自己最大的问题是要“边拍边改剧本”，“通常一个戏要有更多时间准备才好，这个戏5月份才开始剧本的创作，9月份就要开拍，几十集的戏，第一稿剧本全部完成离开拍还有20天，最初的剧本出来10天，我就开始了第二稿的修改。时间这么紧凑，都是为了赶上高粱收获的季节。”郑晓龙透露，片方在该剧的制作方面投入不菲，不但自己修路，还搭建了很多新的外景，比如青杀口废墟的房子、土匪们的匪巢等等。
另外，为了响应莫言拍出当下审美的期望，相对于原著和影版，剧版《红高粱》也在很多方面做出了调整，比如服装造型方面就融入了一些时尚、现代的元素，把原来免裆裤那种臃肿肥大的感觉去掉了，裤料变薄，裤裆变长，很像现在的哈伦裤。郑晓龙坦言，电影主要讲的是意向，电视剧主要讲的则是故事，为了让剧情更加丰满，剧版《红高粱》加入了不少新人物，比如与九儿青梅竹马的恋人俊杰(黄轩饰演)、县长(于荣光饰演)、县长媳妇孙大脚等，甚至连日本鬼子都变得有名有姓。
对于原著中大段的性爱描写、剥人皮的的血腥场面，以及爆粗口的对白，郑晓龙坦言，考虑到影视作品走进千家万户的特性，以及审查制度的要求，剧中已经把剥人皮这样的镜头拿掉了，高粱地里的野合也主要是意会，粗口对白也会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，但人物性格还是保留了粗犷、张扬的个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