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贤法师评龚琳娜“法海事件”
以《法海你不懂爱》开始的戏谑佛教禅宗祖师事件（法海事件），至今已一月有余。虽然包括佛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抗议之声不断，但当事者从未正面回应过大众的质疑。并且在湖南卫视、江苏卫视的推动之下，戏谑之声愈演愈烈。
《法海你不懂爱》播下的是一颗不良的种子，正如觉真法师所说：“唱的是爱，表现的是刺，吐出的是怨。在消费主义的商品社会里，爱，成了激动、冲动、私欲与排泄烦恼的代名词。”因为顺应了一些人的熏染恶习，连歌者本人也无法把控这一串习的蔓延。有网友说：“70后认为法海为了收妖而为难白蛇，80后认为法海喜欢白蛇而为难白蛇，90后认为法海喜欢许仙而为难白蛇。”任由此类串习肆意发展，必将导致的结果让人不安。
《楞伽经》云：“阿陀那识甚深细，一切种子如瀑流”。人类无法忽视种子串习的力量，因为，善的串习将影响一个人向善的方向调整，恶的串习将影响一个人向恶的方向倾斜，人类对于恶行的防范手段，往往滞后于恶行的发生，付出重大代价以后的反思，总是尴尬和沉重的！所以，中国文化很早就诞生了“防患于未然”的智慧，讲求“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”，这显然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，但目前这种精华却被大多人遗忘，乃至遗弃！
这样的情形，促使我们开始积极地思考及寻找更加有效的护法方式，用以改变当下戏谑圣贤的现实！
看来，掌握应机施教的护法方式，是新时代护法的关键所在。
这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古人那段“以法护法”的名训。
在唐代道宣律师修行的净业寺天王殿上，悬挂着一块十分古旧的匾额，上书“以法护法”四个大字，此处的“以法”是指合乎时宜的正确方法，以此来强调顺应时节因缘选择适宜护法方式的重要性。
从中国佛教的历史看，护法一直有“显正”和“辟邪”二种方便。“显正”是正面开显大义，“辟邪”是反面破除非义。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矛盾，而是互为增上的助缘。遭遇不同事缘之时，应病施药。急则治标、缓则治本。随机应对，正确抉择，正是佛法大智慧的应用。
历代大德以各自不同的护法实践，对“以法护法”作出了功载千秋的不朽注释。
古印度龙树、提婆二大士，以不设“自立量”的方式，破而不立，以为道义作正名。
大唐盛世，佛教的教法体系初始完备，所出现的障难多半是对于佛法道理的不理解。因此，破除邪见以后，继而将道理讲明白，问难的对方也会接受。所以，此时的“以法护法”，侧重于积极“辟邪”，也是符合历史因缘的。
而唐以后的情况则不尽相同。
北宋时期，世风日下，严重影响佛教的正面形象。此时的护法重心，进一步落实到“辟邪”的功用。北宋张商英居士《护法论》的宋濂序说：“《护法论》不容弗作也！盖风气随世而迁故，奈何抵之、奈何斥之？世人观此论，可以悚然而思、惕然而省矣！”
明朝末年，社会风气更是急转直下。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根本性的考验。以莲池大师、憨山大师、紫柏尊者、蕅益大师等四大师为代表的佛教力量，奋力挽救佛教及中国传统文化于狂澜，护法的重心更偏向于“辟邪”。蕅益大师云：“先展转纵夺以破外邪，后申立正义！”
民国时期，以西学东渐、五四运动、庙产兴学、世界大战等诸多社会事件为因缘，使本就羸弱的佛教更加岌岌可危，法师们纷纷寻求振兴佛教的应世良方，尤以“辟邪”的护法行动最为可圈可点。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太虚大师和守培法师。
太虚大师说：“要做狮子吼，发海潮音！不要做哑羊僧！”守培法师云：“平生最好是非辩，最恨是非秘不宣；明白是非如佛也，是非不别似茫然。是非混乱迷真理，颠倒是非误后贤；不到无是无非处，我终不把是非捐！”佛弟子不务是非，但也不惧是非。
当前，社会已经步入一个信息极度发达的时代。足不出户，便可将天下之事尽收眼底。信息传播的便捷性，使得“坚守道义底线”成为权衡利益时一个重大的难题。在这既可以极端公正又可以极端偏斜的特殊共业环境中，佛教于世间的存在，早已不同于古人闭门自修便得以偏安求道的状态。正如太虚大师所说：“利害得失，既不能独享，也不能独免”。
这，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