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刘忆斯
纵使我再怎么调整心态，《拉贝日记》的观影过程，还是让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影片中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。
中国人在获救后拍手欢呼的场面此起彼伏。按当时的情形，可能吗？
魏特琳差点和拉贝上演一段“婚外恋”。对天堂里的两位“仁者”，我只能深鞠一躬，道声“抱歉”。
琅书未成年的弟弟拾起枪来，一枪一个，两枪两个，轻而易举便结果了两名穷凶极恶的日军。得，比李向阳枪法还好。
最离谱的还是琅书穿着日本军官服在日军眼皮底下逃出生天。拜托，您这是在拍肥皂剧吗？……
众多失实细节的添加，让一部本来应该严肃、深刻的影片变成了一部“传奇”。
连绵不绝的交响乐充塞耳朵，理查德·克莱德曼式的抒情钢琴几度响起，在这样浪漫、温情的音乐声中，难怪琅书这个人物从头到尾就只是为喜欢德国外交官帅哥而存在着，她似乎不是身处“炼狱”之中，大屠杀也与她无关，她拍那么多照片不是为了留下屠城血证，而只是为了讨情郎喜欢。
如果说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“日本人视角”，那么《拉贝日记》中的“外国人视角”则不是一个，而是全部角度。这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并没有让我找到一个中国人在身体力行地说“我要活”甚至连说“我想活”的都没有。要么麻木等死，要么等人拯救，一个“等”字完全把片中的中国人形象简单化了。
这部影片中，我看到了代表正义的德国人、英国人、美国人……当然，还有代表恶的日本人，中国人除了被杀或被拯救，完全没有别的什么事了。渐渐地，我视线中的同胞，和我的关系也从我们变成了“他们”。
